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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，與不及相對應，如果過度了，也是不孝的表現。 春秋后期，禮崩樂壞，貴族奢侈過度，僭越之風，時有發生。 《左傳》成公二年中的相關內容，就記載了宋文公葬禮“僭越”：八月，宋文公卒，他是宋國第一個厚葬的國君，墓中填滿了大蚌蛤燒成的灰和木炭，寒進了很多的車馬，甚至使用了人殉，而且有特別多的隨葬品。槨的式樣模仿天子的宮室、宗廟，棺則使用了天子才能擁有的裝飾品。諸侯可用車馬，但是有量的限制，文公肯定突破了規定；棺槨的形式像宮室、宗廟的屋頂，是天子的制度，文公享受了，也突破了規定；棺材表面繪制相關的圖案，上面覆蓋著裝飾品，這本是天子的專利，文公使用了，就是“僭越”。 孔子認為，這種奢侈的殯葬行為，盡管表達了對死者的尊敬和愛戴，但卻是一種僭越行為，因此不是孝。 孔子強調，辦喪事，應該節儉，“以其奢也，寧儉。”不重奢華，重在哀戚。“子食于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”“子于是日哭，則不歌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子游曰：“喪致乎哀而止。”子張曰：“……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”（《子張》）都是在發揚孔子這方面的思想。孔子還認為表達哀戚也要適度。《禮記·檀弓上》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伯魚（孔丘之子，名鯉）的母親死了，一周年后，伯魚還在哭。孔子聽到哭聲，問：誰在哭？弟子報告說：鯉。孔子聽了，笑著說：過分了！伯魚聽罷，再也不哭了。母親死了一年，伯魚仍然在哭，孔子認為不符合禮的規定。 孔子一方面覺得“三年之喪”孝，改成一年，不但不孝，而且還不仁了，另一方面又認為殯葬搞得太隆重了也不好，同樣是不孝。孔子的觀點乍看起來好像矛盾，其實不然。 實際上在孔子那兒，殉葬的奢簡并不是判斷孝的標準。在孔子看來，周天子的殯葬與諸侯的殯葬相比較，規格高一些、隨葬品多一些無可厚非。但是如果諸侯的殯葬和周天子的一樣隆重的話，孔子就反對了。后人一說起厚葬，往往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孔子，認為孔子是中國傳統社會厚葬的“罪魁禍首”，這實際上是對孔子的曲解。 （二）以“禮”為核心 儒家提倡孝道，儒家殯葬倫理思想以“孝”為基點，同時還以“禮”為核心，把“孝”與“禮”結合在一起。 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“無違。” 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孫問孝于我，我對曰‘無違’。”樊遲曰：“何謂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”（《為政》） 孔子強調在父母的生前事后，都要嚴格按照禮節的規定行孝，不能有任何違禮的出現。正因為這樣，當宰我提出“三年之喪”為期太久的時候，孔子就憤憤然責備其“不仁”，說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，子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！”孔子更明白地說：“父在，觀其志；父沒，觀其行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”由此可見，孔子所說的“孝”不僅僅是指內心的誠意，更是對先人體制與存在事實的尊重。就在這種尊重之中，孔子油然體會到“禮”的永恒莊嚴。 然而，盡管孔子主張以“禮”為判斷子孫是否盡孝的標準，但是，孔子倡導的這種殉葬觀念，客觀上卻為當時以及后世的厚葬風氣提供了理論依據。一方面孔子對于殯葬的“禮”沒有進行系統明確的闡述，對于其規范也沒有做出具體的說明，另一方面孔子崇尚周禮，對于周朝天子、諸侯等人的厚葬，非但沒有批評，而且還持一種肯定的態度，他只是反對僭越的厚葬，因而在孔子還活著的時候，厚葬之風就已經初露端倪。 《中庸》說：“事死如生，事亡如存，仁智備亦。”儒家把“事死”和“事生”相提并論，并且認為只有做到事死如生，事亡如存，才能仁智兼備。事死如生，長輩在世時要孝，長輩去世后，也要孝。長輩在世，子孫的拳拳孝心自然好表達，子孫是否盡孝，長輩本身就可以作為評判者。但是長輩去世后子孫的孝心如何體現呢？子孫是否盡孝需要依據什么標準來評判呢？又有誰來做評判者呢？在這種情形下，原本是表現形式的殯葬成為主要內容，殉葬的奢簡成為判斷孝的標準，是否合“禮”反而不重要了。 (責任編輯：悼詞文化網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