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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詞的新作用 記得年輕時讀過介紹“諛墓”的文章，得知古代某些文人為掙點銀子而信口替死人胡吹，對這些人是很不以為然的，頗有些斯文掃地的感慨。東漢碑文大家蔡邕，當是其中比較活躍的一個。蔡邕寫了多少碑文不知道，據說僅流傳下來的就有數十篇之多。他自己說過這樣的話：“吾為人作銘，未嘗不有慚容，唯為《郭有道碑頌》無愧耳。”由此可見，出于他之手的碑文，大多都有不少的水分。到了唐，此風愈熾。韓愈的碑志寫得很多。劉禹錫曾寫過一篇《祭韓愈文》，其中有“公鼎侯碑，志隧表阡，一字之價，贊金如山”之類的話，雖說不乏文人的夸飾之辭，但潤筆沒少收恐怕也是實情。記得當時很想替劉禹錫把“一字之價，贊金如山”八個字的位置給調整得合理些，變為“一字之贊，價如金山”。 悼詞網 隨著閱歷的增加，瓜田先生對假話的寬容度也越來越大，甚至覺得“諛墓”之類的假話，于情于理都是說得過去的，豈止是說得過去，有些時候簡直就不能不這么說。你想，人家的老人故去了，子孫們悲慟萬分，自然要把碑文寫得華麗一些，一來表達了后代人對死者的尊敬，二來通過碑文作家再創作而產生的這個新形象，對后人們也比較體面。基于這兩點考慮，老人家年輕時賭錢輸了十畝地的事情，還有跟鄰村的張寡婦有染的事情，還能都刻到碑上去嗎？當然不能。刻上去有什么必要呢？魯迅先生的唯物主義是十分徹底的，他很替那個說了“這孩子將來要死的”的人挨了打抱屈。其實，這人該不該打？該打。一個生孩子的慶祝場面，當然應該說點“升官”、“發財”之類的祝福的話，哪個需要你在這個時候闡發一個盡人皆知的“人遲早要死”的真理？就算是一個唯物主義哲學家生了孩子，前來祝賀的也都是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哲學家，還是不能在這里討論這個話題，不能如此掃了人家的興頭。即便是魯迅先生自己，他如果出席了這種生子慶典，恐怕也不會跑去指出這孩子必死無疑的預言，因為這話說得不是地方。 如今，有了點兒名譽、地位的人死了，往往要開個追悼會，會上要念一個精心準備的悼詞。起草這個悼詞學問可就大了。評價太高，單位和上級主管部門會有意見，因為人在不斷地死，沒有一個統一的、穩定的章法，越寫越高，以后就沒有辦法平衡了；評價低了，家屬不干：我們家老爺沒有功勞還有苦勞，形容詞至少也得鬧上兩三個。盡管大家常常為悼詞的措辭爭論不休，但在一點上大致上有共識的，那就是盡可能地把缺點淡化、模糊化乃至凈化。這是個很講人情味的做法，這個時候，這樣做，對作古的人也罷，對家屬親友也罷，是個安慰。這就是一個特定的場合所要求的。換一個場合，譬如說，起草一個槍斃死囚的布告，盡管他也從河里救過人，修水庫時受過傷，也還是不宜在這里提，因為你不是在準備勞模會的材料，而是在交代一個生命不宜繼續存在的充足理由。 如此看來，蔡邕完全沒有慚愧的必要，韓愈也不應受到后世的詬病。我們原先把他們的“碑文創作”稱為“諛墓”，對他們掙點諛墓銀子感到不屑，實在是因為我們把碑文的起草太當一回事了，以為這是一樁十分嚴肅的事情，似乎執筆者必須要做秉筆直書的董狐，要為后人留下信史才行。其實我們把這事兒想嚴重了。一家一戶的墓碑，還不就是卡拉OK的自娛自樂么？自家人鬧樂呵了，也就夠了，和別人本來也沒有什么干系，也損害不了別人的利益。誰沒事兒老跑到別人家的墳上去看碑？ 那么，同志之間都互相把對方當成死人來恭維行不行？不行。諛墓也罷，悼詞也罷，都不是“互相”的行為，是“單向”的勾當，是活人對死人的哀憫和慰藉，就算是夸贊得過了點頭，這死人也沒有驕傲自滿再犯錯誤的機會了，大家盡可放心。至于同志之間，在組織生活會上，大家都紛紛互致“悼詞”，把別人都當作死者來哀憫和慰藉，就絕非正常之舉了。前些時候，某地某單位撤換了一把手，就出現了類似追悼會的一幕。這位一把手本來就是個外行，自我感覺則是內行中的里手，所以只用了不長的工夫，就把一個單位搞得一塌糊涂。上級主管部門只好堅持換人，讓他退休回家。有趣的是，宣布撤他的職的大會上，上級部門來的領導不約而同地都念了一篇悼詞式的講話稿，對他的杰出貢獻和非凡的才干贊揚有加。這“悼詞”把與會者念得面面相覷：這么高的評價，照理說應該高升幾級才是，怎么反倒被撤呢？上級部門當然是因他屢屢闖禍才把他撤下來的，同時，上級也很清楚：臺下的廣大群眾對他早已忍無可忍，那么，這幾篇滑稽的“悼詞”，就只能是用來哄這位被撤職的人的。那么，這位領不領情呢？不領情。你如果想哄他高興，就不該撤了他，這樣，他天天都能得到周圍的人們的阿諛奉承；你若撤了他，就別指望他高興，因為他除了這會兒，再也聽不到這些贊譽了。 (責任編輯：悼詞文化網) |